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，南京街头秩序很平稳。前一日汪伪政权的数十万武装力量迅速更换标识。他们自称转向新阵营，继续巡逻。一些指挥官主动联系接收方。他们表达转变立场。最终他们顺利纳入编制。当时接收方面临人员和地域控制的紧迫需求。他们对这些人的过往未作深入追责。
华北地区类似武装团体瓦解更快。许多单位直接遣散成员。但部分军官凭借原有关系网络转入另一方序列。他们甚至参与后续内战。直至1949年后仍有旧识身影在军旅岗位。这不是疏漏。而是处理中的选择性宽容。1946年相关法规颁布。它主要针对陈公博、梅思平等知名政治人物。实际操作层面的武装负责人多获免于重罚。
基层从业者数量庞大。情报辅助、语言中介及地方行政辅助人员合计逾百万。他们缺乏正式身份记录和公开证据。投降后他们多采用改名迁徙方式隐匿踪迹。有人融入上海巷弄。有人转至天津界区。还有人伪装成流离民众，前往苏北乡村务农。个别案例中，他们通过提供旧日文件指认他人。他们获得身份证明。随后他们进入新生政权部门从事行政工作。
1951年广州一例逮捕源于档案记录与民众举证吻合。此事显示旧资料保存完整。即便藏匿多年亦难逃查核。50年代清查行动中，公安部门检索出大量伪职登记簿。仅12%定性为严重类别。其余归为一般附逆。他们实施身份管束而不施刑罚。部分人远走海外。如1949年携家赴加拿大。直至1980年病故未受追责。另有显赫者如丁默邨、川岛芳子因曝光度高而遭处决。他们成为公认案例。更多人经香港转往东南亚。他们从事蔬果贩售或语言授课。其后代长期不知家史。直至近年两岸资料逐步解密，方有零星关联浮现。另有一些表面任职者暗中向抗日阵营输送信息。1946年他们获评功过相抵处理。但后续家族和社会融入均受限。他们无法完全摆脱标签。50年代改造举措中，名单上部分无实质过错者被派往基建或垦荒现场。他们监督其日常表现。若意外身故亦无名分留存。2024年江苏一档案机构释出部分伪职卷宗。申请者求历史澄清时，获官方回应为原判不变。仅可附背景说明。此类处理延续至今。追访先人经历者渐增。他们仅求事实还原。而卷宗仅载职位。未及内心动机。如地方干事或为生计所迫，或曾获报酬。此类细节已随时间消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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